華西都市報記者王國平吳柳鋒北京攝影報道
  佟麗華
  依法治國的基礎是科學立法,立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程,得有人去乾這個活,得有時間保障。我國需要一批有法律實踐經驗的專職常委來為這個國家立法,來保證立法的質量,欣慰的是,建議在全會上被採納。”在這次四中全會上,佟麗華提出的“增加有法治實踐經驗的專職常委比例”這一建議被寫入《決定》。
  佟麗華,十八大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國勞動模範。擔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法律援助委員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和農村法律事務委員會三個委員會主任。他所創建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和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是國內唯一具有聯合國特別咨商地位的民辦社會組織。
  列席四中全會的唯一律師
  感觸最大
  黨執政方式大變革
  佟麗華: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的時候談到了斯大林破壞法制的問題,談到了中國的文革問題,還談到了法治的價值在哪裡。總書記在講話的時候說,什麼時候法制昌明,什麼時候就國泰民安,什麼時候忽視法治、法制鬆弛,什麼時候就容易國亂民怨。
  我們能感受到這次四中全會提全面深化依法治國,與以往簡單提依法治國的區別。這次決定中明確了很多重大制度的改革舉措。我們能夠感受到最高層推進中國法治建設的決心,也表明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變革。
  思考最多
  人大常委需逐步專職化
  佟麗華:會議期間我寫了一萬五千多字的東西,共四部分:一是執政黨與依法治國的關係;二是四中全會對司法改革帶來的影響,都在哪些具體制度方面帶來影響;三是四中全會在加強立法,尤其是民主立法方面的新亮點;四是四中全會對律師行業帶來了怎樣的機遇。
  萬言書是媒體給的提法,實際上就是在十大八期間我提交的《關於深化依法治國面臨的挑戰及改革建議》。我一直說依法治國的一個基礎,是要有科學的立法。如果立法存在質量問題,很多問題不好解決。現在中央提出全面深化依法治國這一命題,我們應該愈發重視立法的質量。當時我舉了一個例子,我說十一屆全國人大161個常委,只有14個有法律背景的。這從立法專業性的角度來說很難滿足需要。另一個角度說,我們很多人大常委都不是專職的。客觀地說,無論從保障時間精力的角度,還是從保障專業性的角度,人大常委都需要逐步實行專職化。這次這個建議被採納,我認為這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改革舉措。
  從10月20日至23日,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主任佟麗華以十八大代表的身份全程列席四中全會。他也是此次參會的唯一律師代表。
  在全會上,佟麗華提出的全國人大應“增加有法治實踐經驗的專職常委比例”這一建議被採納,並寫入四中全會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
  佟麗華說,參會四天,尤其是最後半天總書記的講話,讓他確實感受到國家深入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心。
  “這次四中全會在某種程度上,也表明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變革。”佟麗華說,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培養專業的、信仰法律的、高素質的法律人才是非常迫切的。
  他的建議被採納
  四中全會《決定》增加16個字
  接受華西都市報專訪時,佟麗華透露,他是在十八屆四中全會開幕的前一周,接到列席會議的通知。
  從10月20日至23日,佟麗華以十八大代表的身份全程列席四中全會。在十八大代表中共有三名律師,分別是北京的佟麗華、山東的劉丕峰和江西的廖澤芳,但此次列席四中全會的律師代表只有佟麗華一人。
  作為國內知名的公益律師,佟麗華在十八大會議期間,曾提交了一份關於深化依法治國的“萬言書”。
  “當時我問負責接待我的中辦相關部門負責人,報告會遞交什麼層級的領導?他明確說,會專報最高層的領導。”佟麗華說,在這次四中全會上,他再次提了7條建議,被採納了其中一項,並寫入決定——“增加有法治實踐經驗的專職常委比例”。
  “我一直認為立法質量至關重要,看到這麼多案件在司法實踐中不能得到很好解決,其中有些明顯是立法原因,我很痛心,所以依法治國的基礎是科學立法。”
  佟麗華說,立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工程,得有人去乾這個活,得有時間保障。我一直呼籲,我國需要一批有法律實踐經驗的專職常委來為這個國家立法,來保證立法的質量,欣慰的是,建議在全會上被採納。
  他的發言受肯定
  王岐山:“今天我認識了一位新人”
  會議期間,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佟麗華所在組參加了半天的討論。
  “當時,第一位領導發言 一結束,我就站起來舉手:‘我是列席代表,能不能發言?’主持人說,沒有問題。我立即走到發言席,在介紹身份後,我做了不少於15分鐘的發言。”佟麗華說,在發言里講了兩個深化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第一,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在腐敗?是因為有特權,必須把權力裝在籠子里。第二,我們要避免司法的惡性循環,通過司法改革實現司法的良性循環。
  接下來,佟麗華又談兩個問題:第一,關於立法質量問題。“我從未成年人保護、勞動爭議制度、農村宅基地及農民住宅三個領域舉例來談立法的重要性。這麼大的國家,立法的質量是深化依法治國的基礎。”佟麗華說,第二,談了律師結構的問題,談了最初律師制度是國辦所,後來進入了市場,但是現在律師行業過於倚重市場,國家應該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推動公益法律事業的發展。
  佟麗華說,在他15分鐘的發言里,沒有一個人打斷。
  “我講完後,王岐山書記跟我有10多分鐘的互動,他說‘你發言的時候,我非常認真地在聽,沒有插話’。”佟麗華說,“最後王岐山書記說‘今天我認識了一位新人’。”
  熱觀點
  法治隊伍“專業化”
  1
   立法者和司法人員都應專業化
  “關於專業化問題,全會決定有明確的表述:加強法治建設,人才是基礎。”
  華西都市報:關於專業化問題,全會《決定》也有明確的表述:加強法治建設,人才是基礎。這些年來,我國全面加強法治工作隊伍建設,法官和律師隊伍的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水平不斷提高,法律服務隊伍不斷壯大。這些年您個人也一直推進公益律師的專業化。
  佟麗華:1979年律師制度開始恢復。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律師進入市場。現在中國大致有25萬律師,絕大多數都是依托市場發展的。但是現在面臨一個問題,就是從整個律師行業的角度來說,都有待於培養一批專門從事公益法律服務或者叫法律援助業務的律師隊伍。比如就社會各界都高度關註的農民工維權問題,從2003年到2005年兩年時間我一直在思考,我能做什麼。到最後,我說我們做一個最簡單的也是最難的事,就是我們培養一批專門給農民工打官司的律師,不收他們的錢,我們去募集資金,要培養一批專門給農民工提供服務援助的律師,所以說我們建立了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過去十年的探索,證明它是非常成功的模式。這個模式在四川也有,做的效果也非常好,受到了司法廳、總工會等部門的充分肯定。
  華西都市報:從人大常委專職化到未成年人保護,還有農民工法律援助問題,法治人才隊伍專業化的問題從上到下都需要重視。
  佟麗華:這次四中全會的決定,也就法治人才的培養問題,專門做了規定,我認為這是非常必要的。其實不論是立法者還是司法人員,都應該實現專業化。人們往往把法律和醫生進行比較,你很難想象一個腦神經外科醫生,去讓他做骨折的手術,儘管一說他們都是醫生。所以我說無論是司法人員還是立法者,他的專業屬性,就是他專業化都是非常重要的。還有,職業道德也非常重要。總書記在這次講話當中強調,引用國外培根的話,他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這句話說得非常好,專業的、信仰法律的、高素質的法律人才的培養,是非常迫切的。
  2
   探索跨區域的少年法院
  “它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專業化,我經常說,只有專業化才能更好地保證辦案的質量和辦案的效果。”
  華西都市報:作為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法律援助委員會、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和農村法律事務委員會三個委員會主任,您對此次《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有什麼評價?
  佟麗華:現在在未成年保護的立法領域還有很多問題。包括刑九,客觀來說我認為關註還不夠。我曾經提過建議,應該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作一次修訂。在未成年保護方面,我認為三個問題現在既便於操作解決又非常迫切。第一個,從國家層面上來說進行頂層制度設計,制定更系統、更可操作、更有針對性的立法。第二,從政府的層面,在國務院應該有強有力的保護未成年工作的部門。我曾經提出一個方案,在國務院成立未成年人工作委員會,在民政部成立一個副部級或者司局級的具體開展工作的辦公室。另外一個框架,就是把現有的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的級別進一步提高,職能、人員都進一步擴充。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少年法庭。11月份,最高法要召開全國少年法庭工作30年的座談會,從1984年上海成立少年法庭到現在,這30年確實在法院系統培養了一批非常專業的做少年工作的法官。我認為這次結合四中全會要探索設立跨區域的法院檢察院的規定,完全到了探索建立跨區域的少年法院的時候。因為中國最初的少年法庭的工作主要是辦理刑事案件的,最近這些年,最高法院在進行探索,在一些地方把少年法庭做成綜合庭,所謂的綜合庭,就是把跟孩子有關的案件都彙總到這一個庭來審理,有民事的案件,有刑事的案件。
  現在最高法院已經在這個問題上探索多年,已經積累了很多非常好的經驗,那麼綜合法庭下一步的出路在哪裡呢?我認為非常有必要儘快來探索設立跨區域的少年法院。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它的專業化,我經常說,只有專業化才能更好地保證辦案的質量和辦案的效果。  (原標題:建議被採納《決定》增加16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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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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